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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峨眉山佛教“五妙共相”與建設“人間佛教”

摘要

  “五妙共相”指與峨眉山佛教密切相關的五種世俗文化。峨眉山佛教文化是以普賢信仰為中心的宗教文化,稱普賢文化。峨眉山佛教文化具有明顯的“化人”與“人化”本質,與世俗文化有明顯區別。佛教要實現其社會和文化功能,必須借助世俗文化這一手段,以實現大乘佛教普度眾生的目的。峨眉山佛教進入新世紀后,在弘法利生的手段與方法上,特別是如何走出一條具有峨眉山佛教特色的人間佛教之路問題上,面臨著許多困惑。經過長期思索,永壽法師認為:在新的歷史機遇面前,峨眉山佛教的發展應根據地緣文化特點和信仰特征,以普賢文化為核心,發展“五妙共相”,踐行“人間佛教”。

關鍵詞

  峨眉山佛教;五妙共相;人間佛教

作者簡介

  湯明嘉,《峨眉山山志》編輯;王榮益,《四川佛教》執行主編  
  遠在北宋時期,峨眉山就形成了以萬年寺為主的普賢菩薩道場;2006年,世界上唯一的金頂十方普賢圣像落成和華藏寺改造圓滿;2008年,十方叢林大佛禪院重建開光。千百年來,佛教在峨眉山延延不息、代代相傳,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金頂華藏寺(朝圣中心)、萬年寺(修學中心)、大佛禪院(文化中心)為核心的峨眉山佛教“三個中心”。永壽法師認為,道場是佛教徒修證之凈地、文化是普生之手段,在道場建設初步完成之后,佛協的工作重心應轉到文化建設上來,以文化立山,以文化傳教。因為佛教是宗教、又是教育、更是文化,進入新世紀,峨眉山佛教必須探索出一條發展的新路子,創新模式,積極入世。佛教在人間應滿足眾生善愿,給予心靈安慰和終極關懷,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文化來引領大眾、教育大眾,以文化結緣,使信眾和游人樹立正知、正見、正行,開啟“人間佛教”的新模式。

內容

  一、“五妙共相”的內涵
  自佛教傳入峨眉山,普賢行愿精神與鐘靈毓秀的峨眉山水熔為一爐,孕育了獨具峨眉山佛教特色的音樂、茶道、素齋、武術、書畫、詩詞、建筑、園林等文化。進入新世紀后,峨眉山佛教協會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對佛教文化內涵有了新的認識。根據廣大信眾和游人的需求,選擇了音樂、茶道、素齋、武術、書畫(詩詞、建筑、園林)作為發展首選,簡稱“五妙共相”。以五種文化為載體,通過社會化形式以彰顯佛教的入世精神,使信眾和游人在參與中感悟里所包含的禪意、禪機,體會普賢菩薩的行愿精神,起到培養情操、凈化心靈、完善人格之功,發揮佛教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獨特作用。
  “五妙共相”有豐富的內涵,包含了三個層面的內容,按《華嚴》法界圓融思想,分屬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第一、“五妙”屬“事法界”,“妙”為善巧、巧妙、方便之意,是佛教接引眾生之方便法門,“五妙”即以上所列的五種世俗文化,這五種文化伴隨著峨眉山佛教的發展而發展,與峨眉山佛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也是千百年來峨眉山佛教應機化俗的重要手段,如峨眉武術在南北朝以后就成為了佛教徒調心修禪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世人陶冶情操、令入佛智的一個方便之門。第二、“相”屬“理法界”,乃諸法實相,唯佛所證之境,對峨眉山佛教而言,此相可解為普賢菩薩之象征和精神。第三、“五妙共相”屬“理事無礙法界”,事理本來不二,必須依理成事,因事顯理。五種世俗文化是峨眉山佛教徒在千百年中逐步形成的,體現了普賢菩薩精神,即普賢之“理”;另一方面,五種世俗文化以普賢菩薩的精神為本體、本源,二者性相統一、真俗不二、以俗顯真,體現了出世和入世不二精神。
  二、“五妙共相”的宗教功能
  眾所周知,宗教是一種社會群體、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但又是一種文化體系。關于文化的結構,我國學者提出了許多觀點,龐樸在《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一文中提出了“三層次說”[ 參見龐樸:《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極有代表性,這就是“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和“文化心理層面”,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可。據此觀點,宗教可將文化區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段智德:《宗教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229。]佛教在這里作為文化的一個亞層次,是這三個方面組成的一個文化體系:佛教寺院屬于物質文化;佛教以寺院制度為基礎,如十方從林或子孫廟等,唐代的叢林模式就屬于制度文化;關于中國佛教的信仰,則屬于精神文化范疇。
  從文化的三個層次而論,峨眉山佛教文化具有明顯的特色:以“三個中心”為代表的峨眉山佛教寺院屬于物質文化,峨眉山佛教實行以佛協統一領導下的片區管理體制,屬于制度文化;峨眉山是普賢道場,普賢信仰為全山佛教徒的信仰核心,屬于精神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峨眉山佛教文化可稱為普賢文化,“五妙共相”是普賢文化的自然延伸。
  峨眉山佛教文化是一種文化形態,是以普賢信仰為核心的文化。在其結構中:峨眉山各片區“寺院”屬表層結構;全山統一“管理”制度為里層結構;“信仰”屬于深層結構。從佛教傳到峨眉山,就有佛教徒在山中建寺,傳播佛教,美化名山,不同歷史時期的寺院管理制度,都是在普賢信仰引導下的自覺行動,終極目的是踐行普賢行愿精神,實現大乘佛教普度眾生之目的。
  文化的屬性決定了其“人化”與“化人”的社會功能。對佛教來說:“人化”就是對他人及世界的改造,是改造自然和下化眾生的過程;“化人”就是修持者的自我“生成”和自我“提升”,是“上求佛道”的必然。對峨眉山佛教來講,前者主要指大佛禪院所要實現的文化、教育功能;后者指萬年寺、金頂的修學、行持功能。
  宗教文化具有世俗文化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宗教文化非常重視“終極關性”與“心靈關懷”,宗教文化又不能離開世間而存在,必須以世俗文化為基礎,二者相互聯系。宗教的文化層面要通過世俗文化形式來體現,如繪畫藝術、說唱藝術、雕塑藝術、建筑藝術等,這些世俗文化形式一旦為宗教所用,就必然受到宗教文化的支配和統攝,通過世俗文化來體現宗教,峨眉山佛教的“五妙共相”是弘揚佛教文化的最直接方式。
  筆者認為,正是基于宗教文化“化人”和“人化”的社會功能,以及對普賢文化與世俗文化關系的深刻分析,永壽法師才提出了以“普賢信仰”為核心、以 “五妙共相”入世的理念。這一新的建設理念,是峨眉山佛教立足于信仰基礎上的融通和方便,是新世紀踐行普賢行愿精神、建設“人間佛教”發展的方向,
  三、 “五妙共相”與“人間佛教”的關系
  改革開放后,“人間佛教”正在成為中國佛教發展的基本方向。“人間佛教”所主張的“學佛做人”、“服務社會”思想被教內外所普遍接受,已作為佛教社團參與社會的基本原則。峨眉山佛教 “五妙共相” 是踐行“人間佛教”的載體,二者既有聯系,但又有區別。
  1、發展“五妙共相”以收“應機悟俗”之功
  漫漫歷史進程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不斷融合,對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民俗以及民族心理的形成影響深刻。佛教與文學藝術的結合,形成了獨特的佛教文化,如佛教音樂、佛教繪畫、佛教文學、佛教建筑、佛教藝術等,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發展佛教文化的目的是“化人”,因此弘法的方式必須為普羅大眾所接受,使信眾達到自身人格完善和生命的升華。
  佛陀非常重視傳教的方法與手段,如《涅槃經》言:
  如來以是無量方便為調眾生。豈虛妄耶?善男子。(1)或有眾生貪于財貨。我于其人,自化其身作轉輪王。于無量歲,隨其所須,種種供給。然后教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2)若有眾生貪著五欲。于無量歲以妙五欲,充足其愿。然后勸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3)若有眾生榮豪自貴。我于其人無量歲中為作仆使。趍走給侍,得其心已。即復勸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4)若有眾生性悷自是,須人呵諫。我于無量百千歲中教訶敦喻,令其心調。然后復勸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般涅盤經卷第十五、梵行品第八之一》]
  佛教傳入中國后,中國僧人也非常重視對弘法手段的創新,如轉讀與唱導,是南北朝佛教的重要弘法手段,佛教道場的經文轉讀非常講究腔調:“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 慧皎:《高僧傳·經師篇總論》];唱導是一種說唱兼有、聲文并茂的講演藝術。唱導是弘揚佛教、宣傳法理的重要手段,因為深奧的佛教義理不易被聽眾所理解,不得不在“無常”、“地獄”、“昔因”、“怕樂”、“哀戚”等方面用藝術形式進行渲染和夸張,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如慧皎所倡導的“悟俗可崇”、“應機悟俗”等。
  佛教要走“人間佛教”之路,就要貼近社會、走進生活、擇機契理,以喜聞樂見的方式加以弘揚,以收“應機悟俗”之功。 峨眉山佛教協會在“三個中心”初步建成后,大力推進文化建設,把發展“五妙共相”作為工作重點之一,形成以大佛禪院為主的低山片區為文化中心,豐富了地方旅游資源,提升了城市休閑功能,相得益彰。
  2、發展“五妙共相”,將出世與入世融為一體
  出世間指“佛教”,入世間指“人間”,二者構成了“人間佛教”的文化內涵, “人間佛教”是二者的統一。因為任何宗教存在人間,都面臨著入世間既世俗化問題,一方面,宗教要努力保持所信仰的戒律清規,保持其自身的神圣的出世精神,以達到理想的修行境界,但宗教又是一種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世俗的影響。宗教研究表明,文化是弘揚宗教理念的載體,是一種手段,不能與世俗化相融的宗教必將走向消亡,宗教只有將其神圣化與世俗化進行融合,才能與社會相適應,得以生存發展。峨眉山佛教“三個中心”屬于寺院系統,為佛教徒棲身修行之所,是佛教徒內心修為的清凈之地,所以具有宗教的神圣性。而“五妙共相”又屬于文化范疇,是教化眾生是一種手段,面向紅塵,有其明顯的世俗特征。“三個中心”與“五妙共相”的結合,統一將其納入道場的建設范疇,使其圓融不二、染凈合一。
  大佛禪院的構建就體現了佛法出世和入世的有機統一,是“人間佛教”思想在寺院建設中的體現。大佛禪院在規劃設計時,永壽法師就在思考這個問題:
  把佛法理念與寺院布局結合起來:即佛教理念空間化,建筑布局功能化。把整個禪院劃分成 “人間”和 “凈土” 兩個區域, “凈土”是佛教徒修出世法的空間,是弘揚、傳承佛法的莊嚴道場;“人間”是在家信眾和游人修入世法的空間,是感受佛法、廣種佛田的場所。用“人間凈土”模式來倡導“人間佛教”精神。[ 《大佛禪院》編輯委員會:《大佛禪院》,峨眉山佛教協會編,2008。]
  大佛禪院由朝拜修行、文化教育、園林休閑三大區域組成。三個部分具有不同的目標、功能和屬性,闡述了永壽法師建設“人間凈土”的思想理念,其中前者稱為“人間凈土”,具有佛教出世間的屬性;后二者為眾生的“心靈家園”,突顯佛教入世間的特征,以三大區域來實現教育、文化、修持、弘法、慈善功能。把整個大佛禪院的文化內涵概括為“一座寺院、三個區域和五個功能”。這一功能區分圓融了佛教出世與入世的關系,是當今中國佛教寺院建設的一次創新。
  四、“五妙共相”的形成及特點
  1、峨眉山佛教音樂
  峨眉山佛教音樂是佛教梵唄的繼承和發展。峨眉山寺院的早晚課誦、普佛、焰口、供天等佛事與山外寺院相差不大,唱腔主要有“四川腔”和“下江腔”之分:四川腔通常用于四川(重慶、云南、貴州)大部分寺院;下江腔流行于北方和江浙一帶,范圍較廣。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宗教政策的落實,本山老一輩僧人陸續回山,重振家風,帶來了空林、寶光、昭覺等叢林的梵唄風格,就是所謂的“南腔北調”。
  峨眉山佛教徒對梵唄的教習,有集體和個人。除個人相互研唱外,大小叢林都有專設制度,每年定期、定時、定學習主題,不能隨意更改,口傳心受的專司者是維那,師師相承。近年來,峨眉山佛教協會對梵唄音樂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邀請有關音樂專業人士共聚峨眉,創作了一批以佛教文化內容為題材的優秀作品,經常在大佛禪院舉辦各種形式的佛教音樂會,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2、峨眉山茶道
  四川是茶的發祥地,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茶樹,佛教又把茶文化發揚光大。唐宣宗時,峨眉山昌福禪師就創立峨眉山茶道,編有茶道律譜《峨眉茶道宗法清律》;北宋時期,四川昭覺寺圓悟克勤國師將茶禪結合,提出了“茶禪一味”之說;峨眉山圣水閣果悟禪師曾作《茶之緣》;明朝峨眉山寶曇國師與朱元璋的茶緣鮮為人知。明神宗年時,別傳和尚將峨眉山茶貢奉朝中,使該茶被列在明朝貢茶冊上,神宗皇帝曾御賜萬年寺茶園數畝,,每年采焙雪茗進貢。上世紀50、60年代,朱德、陳毅、賀龍元帥在曾先后到該寺品茶。著名的峨眉山“竹葉青”茶,就是陳毅元帥在品茶時信口命的名。目前萬年寺仍有茶園,盛產茗茶。
  處于成都平原西南的峨眉山,山清水秀,地理位置特殊,茶文化歷史悠久,茶道代有傳承。茶道是峨眉山佛教徒修身養性、參禪悟道的一種特殊方式。為更好地傳承光大峨眉山茶道、傳承家風,大佛禪院建有“菩提心茶香世界”。茶香世界是一個獨立的園林體系,園內以一景觀水池為主體,池形呈漢字篆體的“心”字,水表慈悲,以水表心。池中心有菩提圣樹一株,水與樹構成了具有哲理的“菩提心”心境。“菩提心茶香世界” 占地6000多平方米,環境清幽,布局雅致,是品茗的理想之地。
  3、峨眉山素齋
  素齋既素食,具有養身凈心之功效,是二十一世紀所推崇的健康環保食品。峨眉山素齋是出家眾的一種日常菜肴,改革開放后,隨著旅游業的興旺,人們的消費需求在變,不少人在提倡素食,古剎內的千年素食終于走出觀堂。
  峨眉山素齋的一個最大特點,原材料取自本地,未受到污染,是標準的綠色環保食品。
  峨眉山素食菜品出名的有近百種,做工精細,雕刻精湛,色、香、味俱佳,以萬年寺和大佛禪院最有代表性,具有峨眉山素食文化特色。仙峰寺的雪水泡菜,萬年寺、圣水禪院的泉水豆花歷史悠久,大佛禪院的“羅漢大齋”聞名遐邇。
  4、峨眉武術
  止戈為武,禪武合一,武以禪為最高境界,禪以武為悟入之門。通過對武術的習練,可以調心養心,并可由淺入深,悟入禪之意境,使人強身健體,延年益壽。
  峨眉武術與少林武術和武當武術被譽為中華武術的三大流派,具有極高的知名度。佛教傳入峨眉山以來,出家人就一直將武術作為學修功課之一,他們把禪的意境融入到習武練拳中,心注一境,導引令身柔,行氣令其活,禪拳合一,修心養性。
  峨眉山是峨眉武術的發祥地,武僧輩出,著名的有淡然法師、德源長老、白云禪師、普恩禪師等。關于峨眉武術的創始人,據《峨眉山志》記載:戰國時期的司徒玄空,仿山中靈猴的姿態創“峨眉通臂拳”,這是有史記載的中華武術第一人。司徒玄空因常穿白衣,弟子尊稱其為“白猿祖師”, 所創立的通臂拳、猿公劍流傳至今而不衰。
  中峰寺的淡然法師是峨眉山最早習武僧人之一。淡然法師原為北朝東魏孝靜帝年間的“鎮南將軍”, 因受權貴迫害,避禍來峨嵋山出家,在山只修行習武,將自己的武藝傳授與他人,所山上武風盛行。唐宋年間,峨眉山佛道并存,僧道在參禪修道之余,經常練習拳腳弄槍使棒,主要是強身健體,其次為保護寺觀。佛道兩家在武藝切磋中、取長補短、各創新路,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峨眉武術。
  峨眉武術皆具道家之動功和佛家之靜功,有一套動靜結合的練功方法。峨眉山金頂寺白云禪師的“峨眉十二莊”,就是根據道家內養練丹術、導引吐納和佛門動靜氣功的功法而創。
  南宋時期,峨眉山德源長老武藝高強,他模仿山中白猿的敏捷動作,創編了一套 “白眉拳”,著有《峨眉山拳術》,形成了峨眉武術理論雛形,在武林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和風格。
  明末清初,峨眉武術的拳種和流派大有發展。峨眉山白龍洞湛然法師博采眾家之長,融合自身特點寫了《峨眉拳譜》,把峨眉武術概括為“一樹開五花,五花八葉扶,皎皎峨眉月,光輝(風義)滿江湖”,其中“八葉”指八個具有不同拳術技擊風格的門派、“五花”指流傳于不同地區的五個流派(指各拳種主要流傳的五個地區)。明末抗倭名將唐順之觀峨眉武術表演后,寫下了“峨眉道人拳歌”一詩,詩中記述了峨眉拳從起式到收式的整個表演過程,以及身法、擊法、呼吸、節奏等各個環節,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到民國時期,峨眉武術仍然得到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視峨眉武術傳承和發展,將峨眉武術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峨眉山佛教協會是這筆寶貴遺產的當然繼承者。2010年初,峨眉山佛教協會作為主要發起人發起成立了“峨眉武術聯合總會”,當年4月26日在峨眉山大佛禪院召開了成立大會,會上決定建立峨眉武術祖師殿、陳列室、研究及培訓機構,為天下峨眉武術愛好者建立一個習武修行的心靈家園、認祖歸宗的吉祥地。
  5、峨眉山書畫、詩詞歌賦、建筑、園藝
  峨眉山是歷代書畫名家、文人騷客的鐘情之地,留下了許多歌詠峨眉山的佳作。佛教自古與書畫有緣,如近代的張大千、徐悲鴻、黃胄、關山月、程十發等等,大千居士曾數住山中,以翰墨贊譽峨眉。嘉洲畫家李瓊久先生,與佛教情緣深厚,年年入往山中,逐步形成了以峨眉山水靈氣為基礎的“嘉洲畫派”。2008年,峨眉山佛教協會在大佛禪院成功舉行了“中國峨眉山佛教書畫篆刻藝術作品展”,收藏佳作500剩余件。
  峨眉山是 詩詞歌賦、楹聯的寶庫。2002年峨眉山佛教協會收集編成的《峨眉山詩》,詩中收錄了自唐以來的詩作1908首,作者多達587位。還有不少歷代名人和居士寫下游記和詞作:如唐朝的李白、杜甫、賈島、元稹;宋朝的蘇軾、陸游、范成大;明朝的方孝孺、曹學佺、胡世安;清朝的譚鐘岳、周洪模、蔣超、玄燁、何紹基、印光法師等等,民國更是層出不窮。作者在文中記敘了峨眉山神奇的自然景色和深邃的佛教文化,還有當時的寺院廢存和僧人的修行狀況等,是研究峨眉山歷史文化的寶貴財富。
  峨眉山佛教建筑風格獨特,山中現存寺院近三十座,它們或巧構于溪澗之畔,飛架于山峰之崖間,閑臥于白云之上,隱藏于密林之中,或雄踞于都市之郊,依山就勢,樸實無華,處處顯現佛教緣起法則的烙印,許多寺院帶有典型的川西南民居特色,與峨眉山水相融。雷音寺的吊腳樓、萬年寺的無梁磚殿、清音閣的山水園林、金頂的臥云禪院、大佛禪院的皇家氣魄……各領風騷。
  峨眉山佛教非常重視寺院的園藝綠化。不少寺院花團錦簇、綠樹成蔭,有的寺院處在萬頃林海、飛瀑流泉之中。位于市區的大佛禪院便是園林藝術的大觀園。園中排列著三個形狀不一的放生池,水面波光蕩漾,園區寧靜,氣質柔美,整個園內動靜相宜,靜謐中蘊含生機,活潑中顯露含蓄。園中栽植有大量珍稀樹木,外圍有上千棵珍貴銀杏,枝繁葉茂,環繞紅墻,許多珍貴花木、翠竹、草種散落在林間角落,張顯著靈動和生機,顯示出禪之意境。

結語

  1986年,由于黨的宗教政策落實,根據峨眉山佛教的發展需要,在峨眉山佛協第五屆理事會上,提出了發展峨眉山佛教的新構想,并改變了原有的傳統管理模式。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著手進行新的叢林建設,重點是遺產保護、金頂改造、新建十方普賢,特別是大佛禪院的恢復重建落成,使峨眉山佛教的發展日新月異,文化建設蒸蒸日上。進入新紀后,永壽法師站在歷史的高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峨眉山佛教“三個中心”的建設理念,在“三個中心”初步完成后,又作了發展峨眉山佛教“五妙共相”的規劃,以形成 “一座名山、三個中心、五妙共相”的發展格局,在佛教教理教義上對佛教文化的出世間與入世間關系作了更高層次的圓融,形成了峨眉山佛教融“人間凈土”、“心靈家園”為一體的人間佛教模式,是峨眉山佛教建設的總綱,對峨眉山佛教甚至中國佛教的發展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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